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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使是在寄人篱下的日子里，她依然没放弃生活的希望，乐观、开朗、活泼，贯穿了陈堃銶跌宕起伏的整个人生。

　　1936年6月，她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不久后父亲毅然投入抗日救国的事业，此后几乎断绝音讯。作为小学教员的母亲，工资微薄，仅能维持母女二人的基本生活。更不幸的是，在陈堃銶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在无尽思念和繁重压力下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离开了人世。

　　陈堃銶仿佛成为了孤儿，只能寄住在上海的亲戚家中。曲折的经历锻炼了她的生存能力，更养成了她独特的性格——心直口快又正直善良。

　　抗战胜利后，父亲从后方回来，调到浙赣铁路局工作，她跟着来到杭州。一开始难以适应新生活的她，待到杭州解放，转入新学校，便重新投入到学习中，成绩突飞猛进，考入了市里颇负盛名的杭州高级中学。在杭高，陈堃銶感受到浓厚的学习氛围，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她尤其擅长数学。1953年，成绩名列前茅的她顺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于陈堃銶而言，选择北大，不仅因为这是全国最高学府，更是希望到北京开启一段新生活。北大的日子确实是“常为新”的——名师云集的数学力学系为求知若渴的陈堃銶提供了学术的滋养，课上她不放过老师传授的一丝一毫，课下她与同伴们研讨交锋，收获颇丰。不仅如此，她还有一副银铃般的好嗓子，被选入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经常参加各种演出，接待外宾。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中，陈堃銶还遇到了相伴一生的他。

　　陈堃銶与王选的缘分可以追溯至1955年。1954年，王选进入北大数学力学系，比她小一级。两人不仅是上海老乡，还都是年级中的佼佼者，担任学生干部。有趣的是，他们在同一年被评为北大优秀生、北大青年“三好”积极分子，多次于活动和表彰大会上碰面，就这样相互熟悉起来。第一次见面时，王选就给陈堃銶留下了好印象，“我记得他身穿V字领毛衣，翻着白衬衫的领子，外罩一件深色翻毛夹克，显得儒雅得体。”后来分专业时，两人还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致力于研究成果的实际转化，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可谓志同道合。

　　多年来，很多人问她为何会爱上病弱的王选，陈堃銶总是笑着回答：“我当时对王选的印象也不错，只是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的身体。不过又想，对于一个生病的人，应该鼓励和支持他，而不应该拿感情的事情折磨他，所以就答应了。”

　　1957年毕业后，陈堃銶留校做助教，担任“计算方式和程序设计”课程的辅导教师，也成为王选的老师之一。当时大四的王选忙于学校计算数学实验室自行设计“北大一号”计算机的实习项目，有几次没能按时交上课程作业，急得陈堃銶追着他要。期末打分时，别的老师都给了王选5分，可陈堃銶偏只给他4分，作为不及时交作业的惩罚。

　　次年，王选毕业后同样留任北大数学力学系，一年后调至新成立的无线电系，投入新型计算机“红旗机”的设计项目中，陈堃銶也参与了部分培训工作。这是王选一生中最拼命工作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实验室度过。持续的劳累下，王选于1961年倒下，患上了一种无法确诊的疾病，一病就是十多年。虽然回到上海养病，但他心中始终挂念着研究，病情稍有好转，就又赶紧重启工作。

　　为了了解计算机的使用需求，获得硬件设计的创造源泉，王选决定首先了解软件，作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而陈堃銶正好在计算数学教研室程序设计（即软件）方向工作。因此，她经常受王选之托，查找软件相关的前沿文献。那时资料稀缺，印刷也不方便，陈堃銶利用各种交流学习的机会搜集国内外先进资料，还在回上海探亲的间隙到王选家中探望。就这样，北京和上海之间邮寄的一份份研究资料，寄托着两位青年学者的懵懂情谊。

　　终于，王选怀着大胆而又忐忑的心情，给陈堃銶写下一封“感谢信”。刚收到信时，她有些拿不定主意，但在周围人的鼓励下还是坚定地选择了他。

　　1965年夏，王选回到北大，此时两人已开始了ALGOL 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研究工作，即把ALGOL 60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转化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机器语言。早在1962年，陈堃銶和王选就在国外期刊上看到了介绍ALGOL 60的文章，并敏锐地捕捉到编译系统研究的实用价值。因此，当ALGOL 60被正式列入北大科研计划时，两人既兴奋又激动，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之中。

　　软件设计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王选的身体还不能长时间工作，有时候实在累得不行，陈堃銶就替他完成。他们配合格外默契，陈堃銶常常暗叹王选的奇思妙想，而她也总能编写出准确无误的程序，将王选的设计化为现实。ALGOL 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研究的成功给两人注入了强心剂，他们相信——中国人可完全和外国人同时甚至更早提出新想法。

　　在研究中，两人的心也更加贴近。陈堃銶感觉到，两个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看问题的观点也大多一致。更有缘分的是，他们俩在一些细节上惊人地相似：上学时带来的皮箱、行李袋、毛巾被几乎一模一样，甚至吃饭速度都是出了名的慢！

　　1966年，当陈堃銶和王选为ALGOL 60编译系统研究工作进展顺利而信心十足时，王选在被派往乡下割麦子的过程中旧病复发。症状和1961年一模一样，低烧不退，行动无力，喘息困难。王选只能搬到偏远而幽静的昌平“200号”北大分校区养病。

　　我跟王选说，咱俩结了婚，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照顾你，谁也不能说什么。王选说，我这个样子，病都不知道能不能好，怎么能拖累你呢。我说，正因为你病成这样，才需要人照顾。有我照顾你，你的病一定会好的。

　　1967年2月，陈堃銶和王选悄悄举行了婚礼。没有热闹的仪式，没有隆重的贺礼，陈堃銶买了一块搓衣板，同事们找来两张单人床拼成双人床，两人把各自的行李搬到一起，就算是结婚了。终于，两个历经波折的人成了一家人，再不分离。

　　在常人看来，将自己全部的生活都投入在汉字和代码中是枯燥而艰苦的，但对于陈堃銶与王选来说，正是每一次新发现的激动，驱使着他们以更大的热情埋头于科研，共同的科学理想让他们分享着旁人没办法理解的乐趣与幸福。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计算机技术趋于成熟，中国却因为汉字信息处理的难题，迟迟未能迈入信息时代的大门，“汉字落后”的言论一时甚嚣尘上。在这样的背景下，1974年8月，周恩来总理批准设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分设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

　　一次调研会上，陈堃銶了解到“748工程”，转告因病在家休养的丈夫，王选敏锐地捕捉到汉字精密照排技术的远大前景与实用价值。若能攻克这项技术，不仅能使中国实现从“书荒”到“书海”的跨越，还能将千万工人从铅毒的危害中解放出来，这将在中国的印刷业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陈堃銶全力支持王选的决定，汉字激光照排从此成为了夫妻共同奋斗的事业。

　　首先要解决的是汉字字形信息的数字存储与还原问题，根据当时国内的计算机条件，若采取常规的数字点阵存储，简直是天方夜谭。王选与陈堃銶只能另辟蹊径，探索汉字信息压缩储存的可能。王选苦心琢磨汉字结构，时常迸发出新奇的想法，陈堃銶就帮他落为实践：他提出可以将汉字拆分成笔画加以描述，她就联络北大印刷厂找来字模稿，在坐标纸上将汉字字形放大，一笔一画描出字形点阵，统计字段规律。两人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协作默契：数学专业出身的王选，产生了以“轮廓”和“参数”描述汉字字形的构想，有着计算机软件专长的陈堃銶，就反复试验他的方案，逐渐完备，最终成功创造出“轮廓加参数”的汉字压缩信息表示法。这种算法将横、竖、折等笔画称为规则笔段，用长度、宽度、笔锋等参数表示；撇、捺、勾、点等被归为不规则笔段，用折线轮廓表示，汉字压缩倍数达到了500多倍，领先西方类似技术十余年。

　　陈堃銶与王选来不及欣喜，就急忙投入到下一步工作：设计将压缩的汉字信息快速复原为字形点阵的方法。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陈堃銶丝毫不敢松懈，全身心投入研究。一天午后，两人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复原方法，在试验成功的刹那，不约而同地喊出“绝唱！”

　　1975年5月，陈堃銶代替病中虚弱的丈夫在数学系、无线电系、图书馆和印刷厂的联合会议上作了报告。他们的方案受到学校格外的重视，北大组建了会战组，开始研发精密照排项目。但事实上，整个会战组中熟悉计算机的只有陈堃銶与王选两人，王选又是一个“全休病号”， 设计、实现激光照排早期大型软件的重担就落在了陈堃銶一人身上。

　　9月，陈堃銶成功在计算机中模拟还原出“人”的第一撇，她在机房里高兴得跳了起来。之后又同王选完成了“方”和“义”的整字试验。11月，陈堃銶信心满满地代表北大在精密照排技术方案的论证会上作方案展示，本想着脱颖而出，却出师不利，因太过超前而落选了。备受打击的陈堃銶与王选，依然坚定信心，坚守在技术探讨研究一线。

　　渐渐地，会议上选用的二代机方案暴露出问题。多次调研后，四机部“748工程”办公室主任郭平欣联合各单位组织报告会，让会战组与承接项目的部属单位当面“打擂台”。北大方案获得了与会多位专家、新华社以及“748”办公室的赞许。1976年5月，郭平欣挑选了十一个汉字来考验北大压缩信息方案，这是决定北大能否加入“748工程”的关键一战。作为软件设计的主要负责人，陈堃銶倍感压力，虽然她与丈夫深信方案的正确性，但是时间紧、任务重，“北大方案的研究成果究竟能否真正获得国家的承认？”她忐忑不已，只能更加奋力地投身工作。

　　因为以前的软件模拟都是陈堃銶负责，所以这次仍由她主持。当时使用的是北大计算中心的6912中型机，白天有教学任务，只能利用深夜和清晨四五点钟上机调程序，纸带、宽行打印机和内存又经常出错，所以非常紧张和辛苦，陈堃銶的血压也一度降到55／70。但大家为即将下达国家任务的消息所振奋，不懈努力，于6月9日提前一周完成了任务。

　　6月11日，在郭平欣等四机部人员、国家出版局、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媒体单位的见证下，北大的现场演示非常成功。9月8日，精密照排任务终于下达给了北京大学。对此，陈堃銶笑称“我们是挤进去的”。

　　夫妻能够在科研道路上成为并肩作战的搭档已然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更难能可贵的是二人心意相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随着748工程的上马，学校批准成立“北京大学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会战组迎来了新“战友”，还从文史楼的两间小办公室搬到宽敞的图书馆一层大厅。陈堃銶特别高兴，汉字激光照排不再是孤独的事业，其队伍有了电子工业部、新华社、北大各院系以及生产厂商等协作单位加入，开始步入正轨。他们决定加紧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原理性样机，输出一张8开大小的报版样张。

　　软件系统的总体设计，一直由陈堃銶负责。在开始研制原理性样机的日子里，陈堃銶就学习了排版知识。她知道北大方案总会有发挥光热的一天，而在那之前她没有放松休息的时间。事实上，从1975年她与王选一起参与“748”工程后，就没有了节假日，不分昼夜地投入到科研事业中，旁人称他们是一对“拼命三郎”。陈堃銶调查了各种书刊的排版格式，还向印刷厂的师傅虚心请教，着手设计书刊排版软件。

　　当时国外流行的是贴毛条拼版方式，就是将文章排成长条（称为毛条），若是排书，按一页书的长度，依次剪开，再贴上每页的页码、书眉；若是排报，按每栏的高度剪开，一条一条地拼贴，很费事，但也出现了少数能整页输出、自动成页的先进的排版软件。我决定向国际先进的技术看齐，跳过输出毛条、人工剪贴成页的阶段，直接设计整页组版的排版语言及排版程序。

　　1977年，陈堃銶已经设计完成了整个软件系统，包括能排普通书籍和八开小报的CL排版语言及其编译程序结构，以及排版结果信息数据结构。她还提出了创新的字符处理类型驱动法，软件除了有整页输出功能外，还具备自动换行、自动换页、处理表格等较强的功能，在国际上领先。1977年底，陈堃銶根据新华社的要求，开始设计主机的操作系统。

　　因为新华社要求四个用户同时使用，所以要设计具有实时功能的分时操作系统。由于时间紧迫，操作系统只能仍由我设计。我最终负责设计了整个照排系统的软件，包括排版语言和排版软件结构、操作系统结构、全部命令功能和实现程序结构、控制终端的外围机调度程序结构等，与组里及协作单位的一起编制程序和调试。

　　1979年7月27日，经过了几十次的试验，我国用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排印的首张报版样张成功输出！第二天，陈堃銶还在忙着上机调试设备，甚至没有注意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就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赶来祝贺这一激动人心的重大成果。

　　短暂的欢喜没有冲昏陈堃銶的头脑，报版样张的成功输出仅代表硬件系统的调试成功，接下来由她主导的软件调试才是棘手的重头戏。陈堃銶负责设计的这一大型软件程序总量达14万行，包括具有实时功能的多用户操作系统、命令处理程序和批处理排版软件，全部在国产机上用汇编语言写成。为了实际考验排版程序与输出系统，陈堃銶选择纪念周总理的故事《伍豪之剑》，用以调试软件系统。

　　1980年9月15日，研究室终于顺利输出了第一本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的汉字图书《伍豪之剑》，方毅副总理在扉页写下：“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建议予以支持，请邓副主席批示。”几天后，批示：“应加支持。”中国印刷业开启了继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的第二次革命。

　　陈堃銶身上充满着“一股劲儿”，来自社会的担当，也源于对生活的坦荡与坚守。

　　1981年，为了将原理性样机系统软件调试稳定通过鉴定，陈堃銶设计了一本体现排版系统全部功能的样书。这本样书包括汉字十多种字号的宋、黑、仿、楷四种字体，十一种字号的英文、俄文；内容有诗歌、剧本、表格、数学公式、化学反应式和软件的程序清单等；功能有分栏排、加着重点、两行左右对齐和排在两行中等。当年6月，研究组终于克服万难排出了样书，可是陈堃銶的身体却出了问题，眼看离鉴定会不足一月，她连吃饭和上厕所都是急急赶赶的，争分夺秒地完成着最后的工作，实在无暇顾及身体的不适。7月，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原理性样机成功通过鉴定，可陈堃銶的身体却被经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拖垮，10月，不幸被确诊为直肠癌。

　　面对可能逼近的死亡和治疗中未知的痛苦，陈堃銶平静接受，相信自身的命不该绝，有50％扩散的可能，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还有50％的希望。可一旁的丈夫王选却如遭晴天霹雳，他知道这一路走来的辛酸，陈堃銶不仅与他共担科研的艰辛，还默默撑起了他们的小家，家务琐事从没让他挂心。王选常年病弱，可陈堃銶的身体也不好，他感觉到很愧疚：

　　自从搞激光照排以后，陈堃銶就和我一样，没有休息过一天。工作上，她不但负责整个软件的设计，还要带着软件组的同事们去实现，工作量很大。在赶进度上，她和我一样着急，开始几年组里人员紧张，有时看到纸带没穿完，可机器在等着，她就自己上机穿；字模没点好，她拿回家去做。在单位累了一天，回到家，做饭、做家务的也全是她，我看她许多时候都是硬撑着……

　　手术前夕，陈堃銶的病房中传来《喀秋莎》的歌声。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她以一贯的乐观和坚强，面对着人生的风浪。

　　幸运的是，陈堃銶体内的癌细胞没有扩散。做完手术休养的一年，是她难得的清闲时光，但短暂休息后，陈堃銶又返回工作岗位，负责升级之后新系统的联调与测试。

　　陈堃銶始终铭记着托尔斯泰的一句话：“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计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的值愈小。”

　　1982年，我国印刷技术装备发展规划确定了“自动照排、电子分色、多色胶印、装订联动”的16字方针，1983年由国家经委、国家计委正式下达，将此方案作为专项补充列入国家“六五”计划，目标要求从科研攻关转为技术改造，要使成果形成生产能力。

　　国家的支持给予陈堃銶和王选莫大的鼓舞，1985年5月，他们带领团队研制的华光Ⅱ型照排系统顺利通过国家级鉴定，并通过了新华社用户验收。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实用电子排版系统，开始用于每日生产。11月，在陈堃銶的带领下，能够排科技类书籍的华光Ⅲ型系统正式面世，积压已久的三千多本书籍得以顺利出版。

　　此时，王选夺得了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奖，已然功成名就。然而，他认为，想要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还需完成“走向市场”这关键的一跃，让激光照排从图书印刷走进报社，与《经济日报》合作，开始了排印大报、日报的实战考验。

　　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在中国首家采取了激光照排，出版了世界上第一张用计算机屏幕组版、用激光照排系统整版输出的中文日报，并于年底通过验收，鉴定书的结论显示：

　　该系统各项主要指标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与铅排工艺相比，提高劳动效率五倍以上，快速缩短了出版周期，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消除了铅污染，甩掉了铅作业，这是报纸印刷工艺向现代化迈进的一项重大改革。

　　1989年研发成功的华光IV型系统，获得了中国专利制度诞生以来的最高奖励“中国首届发明创造金奖”，开始大规模投入市场。

　　1991年，北大计算机研究所与北大新技术公司联合推出新一代电子出版系统——“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诞生了中国出版印刷领域的著名品牌、产学研结合的结晶。到1993年，国内99％的报社和90％以上的黑白书刊出版社和印刷厂均采用了以王选、陈堃銶团队技术为核心的国产激光照排系统。

　　此后，陈堃銶退出了编程第一线，担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潜心为计算机领域培养新人。她珍视青年学子同她和王选年轻时一般的创新精神，总是希望能给学生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更多的锻炼机会。陈堃銶和丈夫经常琢磨，要让年轻人去干他们适合、感兴趣的工作：“就好比吃鱼，要让他们吃到鱼中段的好肉，只让他们吃边边角角，他们会没有兴趣，干着当然没有劲头。”从1985年开始，科技排版软件的开发就由陈堃銶带领研究生完成。

　　这就是陈堃銶，静心做事，真诚待人，青年时老一辈北大教师的言传身教为她打下一生的基础，她也以身作则，以谦逊与豁达的可贵态度，谱写了不朽的北大精神。

　　当选院士的王选，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之父”，但每每谈到自己的荣誉，他总觉得埋没了妻子的付出：“陈堃銶从不要什么名利，但我总感觉自己剥削了她：两人的荣誉加在了我一个人身上。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可是，陈堃銶对名利看得很淡，她低调地隐于丈夫的身后，兢兢业业地工作。那么多不眠奋斗的夜晚，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化作她时常挂在嘴边的十六字箴言：“无私奉献，学风严谨，淡泊名利，敢于创新”，化作一脉相承的北大人的责任与家国情怀。

　　陈堃銶，女，1936年6月生，上海人，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现北大王选计算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历任国家电子政务标准化总体组成员，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顾问，新闻出版重大科学技术工程建设项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名誉理事长等。1964－1966年，陈堃銶从事DJS 21计算机ALGOL 60语言的编译程序研发工作，该系统是国内最早及真正实用的高级语言编译系统之一。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陈堃銶担任“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中“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大型软件的总负责人，该系统的成功研制和产业化推广应用掀起了我国“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印刷技术革命，为汉字进入信息化时代奠定重要基础。